不許說黨不喜歡聽的話！
【來源：人民報，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人民報編者按：中國有句譏諷的話「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言外之意，說一套、做一套。
1999年，筆名為笑蜀的陳敏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諾不加任何修飾、一字不改的整理成書，名為《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但書出版了之後，立即被自詡「偉光正」的黨緊急回收，送進造紙廠變成紙漿。
為什麼自己曾做出莊嚴的承諾，卻在奪取政權后害怕做歷史的回憶呢？
就連屆時已經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萬里先生都沒見過這些「莊嚴承諾」。當秘書費力找到這本書時，萬里花了兩天時間看完，之後困惑的問：這上面寫的是真的嗎？
秘書坦承，這些都是中共在國民政府當政時公開發表過的文章。
只是中共達到目地，非法建政后，就把這些自己曾經的虛偽謊言化成了紙漿，並反反覆復給百姓洗腦、製造謊言，說「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如果把「偉光正」建政前後的承諾、誓言、社論和宣傳資料擺放在一起看，尤其是通過親身的經歷，就會鑒定出中共是個徹頭徹尾毀滅中華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邪黨。
請看以下中共在建政前是如何在狗嘴裡吐象牙的：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擊》，一開始就論到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出了這樣一段教訓：「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護)，一面無時或忘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致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的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了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在羅斯福親自出席參加之下，曾通過議案，已預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起草提議，以便日後或由美國政府主持與其他列強談商，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國際間的言論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又通過決議，認為全世界新聞和通訊自由對避免未來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請由國際協定形式，保障此項自由。《聖彼得斯堡時報》的編輯鮑恩特，且提議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宣布美國的國策，「拒絕承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任何政府和個人。」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同人怎樣重視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9月1日社論。
● 原題《祝記者節》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怕首先就應舉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於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也不只是垂諸竹帛，留諸後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並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個光榮的稱號，就得象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檢討一下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松過乃至放棄過？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於抗戰事業既忠既勇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後方，都曾為之報道消息、發揚光輝；對於抗戰不利的事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於真理、忠於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得糾正空氣」一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此種于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正的觀念，即對於宣傳一詞的了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眾宣傳，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聽到象「這是宣傳，盡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誌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記事不實來了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個絕大危機。
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誇不實。要知道，「墨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於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你的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污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只表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們願意在今天紀念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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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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