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先聲─中共72年多前的承諾(5)(圖)
江澤民下令把信奉「真、善、忍」的佛法修鍊者們活摘器官。
【來源：人民報，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人民報編者按：中共總是用一個藉口堅持一黨專政，那就是「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了紅色江山，中共建政后就是要保衛這個紅色江山，否則對不起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等等。包括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也極高調讚美黨，並要求黨指向哪裡，必須打到哪裡。
近日，中共黨校教授、軍隊高官子弟蔡霞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講述了她是如何通過現實與思考。明白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血腥體制，如果這個體制繼續存在，就會繼續屠殺人民，無論誰當政都不會改變這個黨的邪惡本質。正因為她的清醒，「偉光正 」將其開除出黨，並取消了她的養老金。
我們決定再次連載被中共化為紙漿的這些半個世紀前的「承諾」。沒有任何修飾和修改，一個筆名為笑蜀的筆者僅僅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諾一字不改的整理成一本書，名為《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但連中共時任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萬里都沒見過這些「承諾」。當秘書費力找到這本書時，萬里花了兩天時間看完，之後問：這上面寫的是真的嗎？秘書承認都是中共在國民政府當政時公開發表的文章。只是中共非法建政后把這些歷史真實化成了紙漿。
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的承諾
──編者：笑蜀
◎ 自由不是專賣品
抗戰是為了民族的自由，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專賣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業。誰也不能自由到說：這玩意是我的，高興給誰就給誰。更不能自由到說：「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
──《新華日報》1944年1月22日短評
◎「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演說者：周恩來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十九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七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那反攻的準備，才能真正進行。
……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制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
……
關於時間問題，我們也一向主張應在抗戰期間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為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北京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三冊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 科學、民主，繼續前進─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紀念
距今四十幾年之前，一個青年的海軍學生跑到日本去改習醫學。在當時「科學救國」和「富國強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當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見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劊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台的是中國人，圍著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地在喝採的也是中國人」的時候，他便憬然有感，覺得改革「已經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醫學更重要的事了。從此之後，他「常常提筆」，「在寂寞和艱難中」，「喊幾聲助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國新文化奠基者，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戰士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窮畢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從事著的工作，擇要地說，是在為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因為他確信「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要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的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他所期求著的新生命是什麼？用他畢生的言行來說明，也正就是孫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來爭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國，而要使這樣的一個新中國能夠誕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樣熱心，同樣執拗地主張著：中國要有科學、民主！
科學與民主，已經不是新的口號了，但，半世紀來，賽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國，正和我們偉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樣，「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這種阻礙新中國誕生的主要障礙了，他自己選擇了的正是在沙漠為肥田的工作，開荒、疏溶，做「革命的馬前卒」。槍斃中國人民心裏的阿Q，肅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文明。──也許，中山先生不曾和魯迅謀面，但是從真實的意義上說，魯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實的協力者，最有力的發言人。
到今天，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經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擊的民族革命戰爭，也已經繼續了五年以上了。由於全中國的團結，由於千萬健兒的英勇抗戰，由於國際情勢的丕變，中國已經走上了否泰交替的關頭；科學與民主，又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了。但，在這黎明將要到來的時機，我們需要更大的戒慎與恐懼！在國際形勢日見好轉的時候，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精神勝利法」，不又在我們民族裡的少數人心頭開始蠢動了嗎？用魯迅的戰鬥精神來徹底的肅清「中國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最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們在今天更應該迎頭趕上，更響亮地提出：中國要的是科學與民主！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9日社論
◎ 中國需要「變」
──摘某報社論
「『現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為之縮小』，這是羅斯福總統自克里米亞會議返歸美國時的名言之一。我們要知道正為了『世界為之縮小』，世界才在那裡急劇地轉變。」
「世界縮小了，時代轉變了。政治、經濟、制度、習俗、藝術，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轉變了。整個的世界都在那裡急劇的轉變，若有人焉，偏要固執己見，堅持所故而不變，試想這個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後果的悲慘，是否還可以想象？」
「因為如此，我們敢明白主張要『應變』。要隨著歷史的法輪去即時轉變。因為固執而不變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必要的。唯有應茲時所需以轉變，方不失為俊傑，才能在今後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勞績可稱述的人物。」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及政策，是應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義，是針對問題的，如果問題改了，世界變了，那麼，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隨之改變了。」「所以世界上的聰明人，沒有不因著時代轉變而轉變的。我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都是傻子，所以現在我們敢明白主張要『轉變』。」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作者：李普
有人說：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議論紛紛，所以必然會減低行政效率，甚至毫無效率可言；因此，特別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之中，民主是絕對不適宜的。
解放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胡說。
共產黨員對民主作風的學習中，黨的領導機關的堅決的領導起了決定的作用。但是同時，民主作風本身所發揮的驚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它本身的那種驚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風的普遍風行便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同時，如果實行民主反而必然減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對民主卻又不得不偽裝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襲一套刀筆吏「欲抑先揚」的惡劣手法嗎？
我們還是來談點實際的事情。首先，讓我們介紹河北臨城西峪村村長、共產黨員郭秋根轉變作風的故事。
郭秋根轉變作風以前，這個村莊事事沒有生氣，抗敵工作做不好，生產運動搞不起來，全村仍舊過著貧窮的生活，年年不夠吃的。以後，由於他「使喚了民主」，才動員和組織了全村的力量，領導了全村從貧窮走到了富足。縣上開勞動英雄大會時，這個村子被選為生產模範村，他自己也被選為模範村長。下面是他在大會上的講話，讓我們看他怎樣一點一滴，慢慢地嘗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戰以來的老村長，自己過去的作風是『下馬三聲炮』，叫別人幹什麼，不幹就不沾。我常常說，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裏裝著，我啥事情不能夠做主？去年麥收前上級調我到縣裡受訓，講的全是『樹立群眾觀念、克服行政命令』，並讓我們反省。我當時發言說：『如果和群眾商量，啥事也辦不成。老百姓是奴隸性，不壓迫就不沾』。上級又給我解釋三次，我說：『就比如我們村幹部吧，區里不硬逼還不幹哩。老百姓不逼還能沾？』後來上級又說：『光強迫在群眾間樹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級對你光強迫，你心裏能高興嗎？如果你能好好說服群眾，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樣群眾一定很滿意，你在群眾中，就有威信了』。這句話把我提醒了，我發覺就是這樣，如果上級光強迫我，我也是不高興。如果我光強迫群眾，同樣群眾會不信仰我。這樣子對上對下都不落好，何苦來？在心裏總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和群眾商量說服，到底沾不沾還不保險。一個是自己命令勁頭已形成了老習慣，還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來才行。」
「受訓回來以後，我心裏的想法是試試吧，看到底哪樣辦法沾。後來我就開始試驗了，起初我想先和群眾商量商量，如打開腦筋就算了，打不開還是強迫。試驗了一下沒試成功，我就逐漸不信上級所說的話了。」
「到冬天，上級布置了擴兵工作，全村幹部都忙起來。這個去說服，那個去動員，總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參軍，但是誰也怕走後家裡沒人照管。幹部說保證優待，他們不信。我那時候沒有學會民主，在群眾當中毫沒有威信哩，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後來我們想出個辦法，就是讓群眾大家討論，大家動員，大家保證優抗。這樣一試驗，就弄成了。我一想：原來是人多話大，大家保證優抗，就使想參軍的人安了心。這就使我感到群眾還是沾，動員大家做，比光是幹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級號召打洞備戰。幹部夥看了一個地方，群眾都說：幹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頭。打了一下，果然被石頭擋住了，群眾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這又給我一個經驗，就是群眾大家的辦法比我們的辦法沾。」
從此之後，他就遇事採取了和群眾商量的辦法，比如，全村割麥時幹部會計劃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緊七慢八)，又派群眾討論了一頓，大家都說四天保險能完，可是幹了兩天半就收割、打場、藏糧都鬧好了，這說明群眾自己討論決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干』。再如動員群眾打蝗、開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為和群眾商量討論所以鬧的很好。」
這給我們說明了一個真理：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當然，這首先必須那些事情真正符合於人民的利益。這一點十分明白，無用乎多加解釋。唯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才利於實行民主，反對人民的人誰敢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統治者願意讓自己壓迫之下的人民起來談話、願意把自己壓迫和剝削人民的企圖和設施給人民來討論，天下沒有這樣的傻瓜。
山東沂蒙區在幾年以前開始推行民主文化運動的時候，個別的幹部唧咕說：「實行民主就壞了，辦公不好辦，不大離兒硬一點才行」。有的說：「民主，還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庄庄東頭的老百姓要向庄長提意見，庄長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還有啥壞處？」
但是現在，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們已在普遍地歌頌民主了。
讓我們再引一個行政村主任的話：
「這幾天的會，開的我腦筋有了些開化，越想越不對。象年冬時，要集軍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給我村計劃跟老百姓自動一千塊，我回去就按戶每家攤了五十元。款是集起來了，可是下層有了反映，說我主任辦事不公道，『棗□桃一類數』，為什麼不論窮富一律五十塊？我那時心裏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見多」。
「所以，過年時，要慰勞部隊和抗屬，我沒有動員，又怕下層反映，就自己訂了個數目，都給上層的攤開。好面、菜飯雖然也都起齊了，可是上層又有了反映，藉口說為什麼我不讓人家下層撫軍，說我壓迫。我心裏還是不舒意」。
「這一次開會，我可想開了。前天隊伍打開方山□洞，我想我應該發動勞軍，這次我再沒用攤派的辦法。我民主了一下，讓眾人們自動，想不到人家都自動的嘩嘩報上來，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擔蘿蔔，不論窮富都出的乾脆，比上回還慰勞的多。比我心裏事先估的也多。」「你們看，不民主，群眾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發揚民主，事情就辦的比你想象的還好」。
「咳，我索性徹底吧。我做工作，老實說，什麼都是應付。給老百姓謀利益，我不往那上頭想。過去我一點也不積極」(這時有人發問，以後你是還要應付，還是要積極？)。「以後我當然要積極。你看，方山□洞都打開了，我們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有了民主什事還怕鬧不好？」
對於誠心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主帶給他以無比的信心！
勞動英雄溫象栓說得好：「我們要把壞思想丟到河灘里，明年開春，解了凍，給水推走，裝上好思想好作風去工作，大家翻身發財……。」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 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中國正開始向著民主政治的道路前進，這是抗戰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的成績雖還不大，但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進步。今後的努力方針在於：第一，加強民意機關的發展，把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和各省正籌備中的參議會，逐漸變為真正代表人民的機關；第二，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的「于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是提高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實現民主政治，加強民眾動員爭取抗戰建國最後勝利的重要任務。
──摘自《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 讓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機就在你的冷淡
作者：(英)普里斯萊
我們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們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這些犧牲都是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勝利之後，大多數民眾能否適應民主？實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關心政治。而這樣勢必造成一種極危險的情勢。
現在我不想打腫臉充胖子，說我們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們還沿用一種可笑的等級制度；特權佔有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縱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難於了解真相，……這些我都承認。可更明顯的事實是，許多民眾不會恰當地運用我們已佔有的民主機構，而它的力量比他們估計的要大得多。他們正象傳說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鎖在門外，卻忘記了他口袋裡起碼有一把鑰匙是他從未用過的。
其中一個麻煩，就是叫作「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於軍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軍中他們只能服從命令，走到這兒又到那兒，做了這件又做了那件，因為一個莫測高深的上司要實施其計劃。但如果把「我們和他們」的思想習慣帶到民眾生活中，就大錯而特錯了。事實上，並非有什麼神秘的「他們」在告訴我們該怎麼作，而其餘的人只能唯命是從、糊裡糊塗地「我們」。只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們所喜歡的政府，並且可以看著這政府作我們大多數人所要它作的事。權力是握在我們手中的，只須我們肯誠心使用它。
我們必須使用它。在這國度中，大多數人，尤其是婦女，把政治看成遊戲和嗜好，這真是一種可怕的觀念。政治支配著我們的生活，它使我們捲入或脫離戰爭，它決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職業、女人能否有溫暖的家、孩子有沒有機會健康成長……。你可以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你必須確信：政治對你卻太有興趣，政治絕不會因為你對政治不關心而放過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戲台上一具可伶的傀儡，給別人隨心所欲地推來推去，你就別無選擇──必須關心政治。這其實就是關心你自己。
人們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無助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現代生活太複雜，許多問題只有專門家才能正確地觀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對常人來說往往是很難的。可這僅僅意味著：如果我們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權柄，那就活該我們倒霉，權柄必定為人所掌握──不是我們大多數民眾掌握，就是極少數野心家壟斷。德國人民放棄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就把它搶奪過去。要是我們宣稱權柄對我們來說太深奧太麻煩而效法德國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讓希特勒式的野心家來獨佔吧，而他們必定憑藉它變成奴役我們的永久的主人。
我們仍舊聽到呼喚領袖的聲音。對這種呼喚不以為然，我要算一個。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領袖，而民主的團體當然也有被選舉、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領袖是一回事，「領袖們」所做的一切都比其它人英明這種想法，則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於一句老話之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讓人民討論、合作組織集體行動，不只成群結隊地跟著領袖走；這樣才會迎向光明。
民主，和別的生存方式一樣，也有它獨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比方說吧，如果我們的正當要求被拒絕了，我們就要去爭取。這時我們就需要學習雖然麻煩卻決非學不到手的關鍵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願望相近的人聯合起來，共同討論，再擬定一個共同步驟。而這就需要妥協──求同存異──以求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沒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氣而走開，不顧惜他方的願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遠沒有鞏固的盟友。在我們這個國度，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知識豐富，也不乏精闢見解，可他們自我拯救的種種努力卻終歸無濟於事，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樣去與別人聯合，也就是怎樣達成妥協而實現互助互利。
我們一定要洞察我們的病症所在，調整原有的計劃，而去發現一個公理。談判、辯論，乃至怎樣開會、怎樣寫決議案等細節，所有這些無疑既費時又繁瑣。可是雖然如此，它們畢意是民眾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眾生活的藝術。有了熱誠、堅韌的品性作後盾，它們就不但不會使人討厭，反而會成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我們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種候選人，就必須堅決地推選他，這樣才能使國會代表我們的意志。不然你就別抱怨你的政府，因為你從沒有費過一點心機，用於挑選你所需要的正當的人。
可是必須牢記：產生效力的意志是群眾的意志。僅僅千把人的團體所發表的共識，要比一百萬個分散的個人的指摘，詛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個什麼團體──或者組織一個新的吧！然後你的意志才能有機會變得更有力，你的活動才能有機會產生更大影響。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們的政府其實還算是對人民的意志感覺相當敏銳的。但有些組織精密的少數人，能不顧大多數人的反對而實現其意圖，就因為他們組織精密。
……
我們可以支配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願意這樣做的話，因為我們握有這種權利。可這權利一定要運用適當。我們參加戰爭就為了這權利，若是不運用它或是運用不適當，那末有一天我們會大夢初醒，發覺它已不知什麼時候消失了，男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女人為之含辛茹苦的自衛法寶，我們已輕輕放棄。所以我們必須警覺、必須努力，而努力的時間，就是──「現在」！……
──《新華日報》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改動
◎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萬里長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經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時代了，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於是中國必須而且必然要實現民主了。那麼我們要問：如何才能實現？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還有一種看法，是把一國的民主可以由國際條件來決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於全世界，而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僅對中國有好處，也對世界有好處。這種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民主在中國的實現。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於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的人民衛護自己的權利、並抗擊逆流而爭取來的。中國人民假如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專一依靠國際條件來促成中國的民主，這也正和依賴外援來獲取抗戰勝利同樣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的民主問題當做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問題。固然國共兩黨間的關係是目前國內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問題。但是實現民主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國共兩黨以外還有許多黨派和無黨無派的個人，還有更廣大的人民，他們都反對專制，都要求民主。實現民主是有關廣大人民的事，也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積極起來，主動地參与國內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對實現民主的一切障礙，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於無數次的實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已經漸漸擺脫了這種種不正確的看法。他們由等待而失望的經驗，使他們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積極努力來對中國並對世界負責，這樣才能在有利的國際條件下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不再袖手旁觀站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知道在民主團結問題上，他們並不是旁觀的第三者，而是應該發揮主人翁的決定作用的。
人民要發揮這種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堅決地依據民主原則，在有關全體人民利益的國事的一切具體問題上，有所判斷、有所主張，然後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動。
在參加民主鬥爭的人民中，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階層，有最廣大的工人和農人，也有小資產者、自由資產者、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分子。在某些個別的問題上，他們相互間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有關整個國事的問題上，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是可以而且應該一致的，只要他們都能堅決地執行民主的原則。這種一致性不是這一部分人服從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從民主的原則；服從民主的共同原則也不是犧牲個別的利益，因為民主的原則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則。
人民大眾要用民主原則來團結自己，來反對民主的阻礙。沒有任何名義可以改變或歪曲人民大眾的民主原則。法統主義么？人民大眾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法統是否還應存在。權威主義么？人民大眾也要根據民主原則來檢視這種權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則能夠決定人民大眾要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要做什麼、要不做什麼，也只有民主原則才能解決問題、轉變時局。
中國人民已經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國際潮流，並且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就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以明確和堅決的精神，根據民主原則來參与國事，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這樣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就一定要實現。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 為民主拚命
黃炎培先生①在復旦大學關於憲政與民主的一篇泛談，讀來使人擊節興奮。這是黃先生最熱烈坦白的一次言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足見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高潮，激蕩著人心。
黃先生說得好：「民主是不成問題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說：「我們是為民主而戰，為自由而戰，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別人是不是有誠意實行憲政，」「我們自己不動，休想別人把憲政的禮物送上門。」所以他主張「為民主拚命」。最重要的一點，是黃先生痛切地大聲疾呼：「民族的苦難日益嚴重，希望我們大家以後做人要改革作風。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難怕阻礙，今後要說就說，要干就干，良心以為該做的便做，認為不當做的便不做，絕對不做。要做民主國家的人民，這是起碼的條件。」
這是完全正確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爭取民主的作風。要爭取民主，就是要從改變這種怕困難怕阻礙的作風做起，要取于拚命。
黃先生的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新華日報》1944年6月2日短評
注：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建國后曾任政務院副總理等職。
◎ 工程師和民主
作者：韋華
離開大學我便在黔桂鐵路服務，到這一次狼狽逃難止，恰恰三年半。在這三年半中，我測量過路線，監造過橋涵隧道，最後我主管一個軍用車站，赤著腳在水田裡看經緯機，修了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幾所房子。可是曾幾何時，這些都崩塌了，破壞了。
修這條鐵路為的什麼呢？為的運輸物資、軍隊，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廠機器運不出來，而只是替特殊階級運輸桌椅沙發，那麼又何必修它呢？！假如……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這鐵路多保存幾時，能使橋涵隧道車站多保存幾日，為什麼不去做呢？！工程師就專為的是修路和破壞路嗎？多少人都認為科學技術與政治無關，工程師不必去管政治，現在應該看出關係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這鐵路，去保護這些鐵路上的員工，要是軍民關係搞好了，民眾組織起來了，軍隊生活改善了，鐵路員工本身就是一個戰鬥單位，我相信我們的鐵路是可以多用幾日的，我們的工作意義當更大些，要做到上面這幾點，單單局部改革沒有用……；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 關心政治犯牧頰
關心政治、改良政治──一位工程師的話
我們機關里新近來了一個同事，是工程師，我們是個文化機關，和他所學的風馬牛不相及。再打聽一下，他在國內大學畢業，又在日本、德國留學多年，專攻航空工程，因為不善逢迎，先後被幾家工廠和某機關趕跑了。有一次，他對我們發感慨道：
「我過去以為切切實實學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著關心什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卻來影響你。一種不良的政治，它到處會排擠你，壓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用武之地，不僅報效談不上，甚至連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為人家講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著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什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後決心跟隨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沒有良好的政治，學什麼技術，也還是沒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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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必看：中華文化的颶風 幸福感無法描述
──《新華日報》1945年3月7日△（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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